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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居易:用高贵的灵魂写通俗的诗

  那一年,主管大唐新闻出版工作的著作郎顾况大人,正在官署里不停地批阅公文、审核来稿。

  居易?顾大人撇撇嘴,心想一个十六岁的毛头小子能写出什么花样来,便冷着脸说:“长安米贵,居大不易。”意思是别看你名字叫“居易”,京城的米不便宜,留下来可不容易啊。

  这话语里的戏谑成分,白居易听得明明白白,但他没有说话,只是规矩地站在一旁。

  突然,顾大人的眼睛里亮了一下,刚才疲惫和不耐烦的神情也一扫而光,走到白居易面前用极慈祥的语气对他说:“有句如此,居亦何难?老夫前言戏之耳!”

  在一次文人咸集的聚会上,白居易宣布他将暂别大唐诗坛,回到家乡继续读书深造。

  文坛一片哗然,不少人都觉得白居易少年得意,该借着这阵东风发展自己的诗歌事业,暂别弄不好就要过气的。

  但白居易的粉丝们不然,他们支持白居易的决定,不舍之余,都在为这个年轻人叫好。

  在唐朝,新中进士者均要到大雁塔下题名,而白居易,是那一拨题名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个。

  当年那首让顾况眼前一亮的诗,也是让白居易吃得起长安米的诗,便是那首我们熟悉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:

  公元772年,也就是杜甫去世的两年后,同为河南人的白居易在新郑一个“世敦儒业”的中小官僚家庭中诞生了。

  安史之乱的余震仍令山河动摇,藩镇割据的形势愈演愈烈,战火烧毁了白居易本应美好的童年。

  白居易两岁时祖父去世,紧接着祖母也病故,父亲由宋州调往徐州,白居易只得寄居在宿州躲避战乱。

  白居易童年时读书非常刻苦,读书读到口舌生疮,手长老茧,年纪轻轻的,头发都白了。

  如果那时候有人问他为何要这般苦读,我想,白居易一定会说:“我必须成为一个足够强大的人,才能撑得起那个伟大的梦想。我要为山河高呼,为苍生呐喊,我要写诗,写所有人都能看懂的诗。”

  比如辛亥革命后,陈独秀、鲁迅、李大钊等就高喊着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,发起了新文化运动,中国的文学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
  有一个词叫“乐府”,本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一个音乐机构,负责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、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、进行演唱及演奏等。

  后来因为像《陌上桑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十五从军征》等乐府编辑制作的民歌流传甚广,“乐府”便成了一种诗体的名称。

  乐府诗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朴实自然,内容以叙事为主,每一首乐府诗都仿佛是一幅以现实手法画就的社会生活的风俗画。

  我一直支持白居易的观点,诗是写给人读的,如果一首诗写出来晦涩到没有人能读懂,那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
  于是白居易高喊出一句话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“新乐府运动”就这样开始了。

  当他听说皇帝也是一位“文艺青年”,因为喜爱他的诗而提拔他时,白居易想到了那个“高山流水”的故事。

  为了报答他的“子期”,白居易决定尽自己言官之责,同时也完成少年时的理想:为山河高呼,为苍生呐喊。

  在封建社会,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,就算躲过了战乱、熬过了饥荒、逃过了兵役,也很有可能死在繁重的税赋上。

  诗歌先是描写了炎炎夏日里辛苦劳作的农民一家,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的画面里流淌出了艰难的含义。

  然而,跟因“家田输税尽”而食不果腹的“贫妇人”相比,那种艰难又变成了一种“幸福”。

  中唐时期,宦官专权,横行无忌,他们为中饱私囊常常以低价强购百姓的货物,甚至不给分文。

  诗中那个卖炭翁的形象就是白居易手里的一把刀,划破一切表象的繁荣,割破所有虚幻的美梦,露出血淋淋的现实。

  从秘书省校书郎到盩庢县尉,再到翰林学士、左拾遗,白居易在京城的十年,写下无数针砭时弊、谏喻朝政、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。

  记得当年在看《我爱我家》时,我特别喜欢片头曲里的一句:“或许做梦时误会了自己,否则怎么能有醒来后的孤独。”白居易误会的不是自己,而是当时的宪宗皇帝。

  这些反映社会现实、针砭时弊的诗歌扯疼了唐宪宗那根脆弱的神经,宪宗皇帝曾向大臣李绛抱怨道:“白居易小子,是朕拔擢致名位,而无礼于朕,朕实难奈。”

  多亏了李绛的劝解,宪宗才没有对白居易动手,但白居易这个人在宪宗的心里从此不再美好。

  公元811年,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了,白居易辞官回乡守孝。这看似无关政治的一件事,却成了他日后仕途坎坷的转折点。

  公元815年,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,整个京城人心惶惶,但却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查办此事。

  白居易与武元衡是有交情的,出于朋友的情谊,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,白居易主张严缉凶手。

  这一下,终于被那些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抓住了把柄。一顶“越职言事”的帽子就扣在了白居易的头上。

  但这样一项“罪名”还不足以扳倒白居易,于是这些人又拿出了第二件“法宝”。

  白居易的母亲在晚年时,大概是患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症,头脑和肢体都愈发不灵活,在一次游园赏花时,坠井而亡。

  这些人在听说这件事后,开始大量翻阅白居易的诗作,终于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他们在白居易的诗作里找到了名为《赏花》和《新井》的两首诗。

  母亲因赏花坠井而死,白居易却在诗作中吟咏“花”与“井”,一项新的罪名便成立了——“有害名教”,说白了,就是不孝。

  其实白居易的《赏花》和《新井》是很早之前写的诗,那时候母亲还康健得很,丝毫没有碍“名教”什么事。

  但这个时候,从皇帝到朝臣,都把白居易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一般,这本算不上罪名的罪名,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白居易因此被贬为江州司马。

  白居易离开京城的那天,大街小巷单曲循环着一首歌: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

  哪怕是若干年之后,每当人们提到这首诗时,都会有两个声音在争论,一个声音说:“看,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凄婉又唯美。”另一个声音说:“看,红颜祸水,祸国殃民。”这种争论直至今天也没有一个结果。

  就像蒙娜丽莎,我一直看着她微笑,却一直不懂她笑什么。这大概就是大师留给人间的另一种念想。

  这种孤独,不是举目无亲的羁旅之愁,也不是走下神坛的萧条黯淡,而是一种理想破灭的绝望。

  一个人的时候,他思考人生,领导“新乐府运动”,提倡诗歌反映现实,拓宽诗歌领域,发展文化。

  诤谏政事是尽他言官的职责;作讽喻诗歌更是他——一个具有话语权的公众人物的使命。

  白居易到江州的第二年,京城已不怎么谈论他的名字了,因为大唐从来不缺诗人。

  一个深秋的夜晚,白居易送朋友来到江边,在一艘小船里备下宴席,为朋友饯行。

  酒酣兴尽之后,朋友真的要走了,白居易准备作一首送别诗,来附和这离别的气氛。

  这乐声似乎有魔力一般,让白居易和朋友都忘记行将起航的客船,逐乐声而去,两条小船渐渐地并靠在一起。

  白居易他们解释了来因,是刚才的一曲琵琶打动了两颗依依惜别的心,这才循声而来。

  琵琶女理解这种愁绪,将他们邀上船,但仍然用琵琶遮挡着半张脸,没有更多的言语。

  琵琶女重新把琵琶抱在胸前,用手弹和用心弹是不一样的,只是调整琴弦的三两声,白居易就听到了这琴声里无限的哀愁。

  或许是《六幺》那明快的节奏让琵琶女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,或许是《霓裳羽衣曲》让她想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凄凉,或许是白居易欣赏乐曲时沉醉的神情让她看到了“知音”两个字的存在。

  说到这里,琵琶女的脸上泛起一丝羞涩,因为不仅琵琶谈得好,论姿色,她也是整个乐团里的佼佼者。

  后来她就红了,红到什么地步呢?京都的富豪子弟争相对她示好,出场费数都数不过来。

  日子就在这样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消磨着,不知不觉中,鱼尾纹就爬上了她的眼角。她的通告越来越少,出场费也越来越低,各大颁奖礼也不再见她的身影。

  谁料,商人重利不重情,丈夫整日在外边应酬谈生意,留给她的,只有等在江边的孤独。

  之后琵琶女又说了什么,白居易听得不那么清晰了,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沉思当中。

  一个是过了气的歌女,一个是被贬的官员;一个当年在乐团风生水起,一个曾经在诗坛叱咤风云;一个现在被丈夫冷落,一个如今遭朝廷遗弃。

  琵琶女哭了,因为一个素不相识又同病相怜的人用诗铺叙了她的感伤;白居易也哭了,因为一曲琵琶让他感受到了这世上仍然有人懂他。

  在场的人都哭了,眼泪交织在一起,汇成那句话——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!

  公元817年的初夏,江州地区的风景美不胜收,白居易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聚集庐山。

  来到江州两年了,白居易愈发感觉到位卑、官小、地偏也没什么不好,起码他可以随时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  小憩之后,再次启程,终于登上了香炉峰的峰顶。没错,就是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的香炉峰。

  不已是四月初夏了吗?山下的桃花早已芳菲不再,怎么这大林寺的桃花才刚刚竞相开放呢?

  多日来,每每看见零落的桃花,白居易都伤感不已,这一年的春天又要走了,他该去哪儿寻觅它呢?却不想,它已经转到这里来了。

  被贬的那一刻以为这世上再无美好,如今看来,美好永远都在,它也许就在你正在抱怨的眼前和当下。

  这一刻,白居易忽然想通了初来江州时困扰他的那个问题,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人理顺了“时间”与“人”的关系。

  彼时,他为“贫妇人”与“卖炭翁”奔走呐喊是忠于灵魂的表达;此时,他赋一首琵琶、咏一朵桃花,也是。

  白居易留给杭州很多东西。比如杭州城内有六口水井年久失修,导致百姓吃水难的问题,白居易主持疏浚六井,解了杭州城百姓的渴。

  再比如,白居易离开杭州时拿自己的俸禄成立了一项市政建设基金。这项基金,一直周转到唐朝末年。

  当然,他留给杭州最大的财富,是那道白堤。直至今天,这道白堤上仍旧游人如织。

  在他来到杭州之前,西湖上就有白堤,只是那时候不叫“白公堤”而叫“白沙堤”。

  史料记载,白居易为官杭州期间,曾在旧日的钱塘门外修建一堤,名曰“白公堤”。

  但是后来,也许是由于水利建设上的调整,那座真正的“白公堤”就不见了踪影。

  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这个曾为杭州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市长,就把原有的“白沙堤”称为“白公堤”。

  从孤山寺的北面、贾亭的西面出发,一路看尽早莺相鸣、新燕啄泥、杂花欲放、浅草葱茏。

  哪怕是他离开杭州十年后,再回忆起那段钱塘岁月时,他依然说: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……”

  白居易青年意气想要作为时,摆在他面前的总是坎坷;而到了晚年,官运却又不请自来了。

  朝廷重用他,太子也关照他,可面对官场上那些相争的朋党、专权的宦官、所有的乌烟瘴气,白居易那颗高贵的心已无力和他们周旋了。

  白居易的一生,有十六岁名满京城的辉煌,也有被莫名其妙贬谪江州的无奈;有被世人冷落的孤独,也有与琵琶女一见如故的惺惺相惜;有“诗魔”与“诗王”的成就、新乐府运动的伟大,也有被世人诟病肤浅的灰暗。

  就连苏东坡,也一面说“元轻白俗”,一面又说“定似香山老居士,世缘终浅道根深”。

  每每想起这个撑起中唐诗坛的巨人,我的脑海里总回荡起两句话:一句是在他十六岁时,留在著作局的“春风吹又生”;一句是在他经历世事沧桑后,在一个初冬的夜晚,备下火炉温酒,问他的老朋友刘十九“能饮一杯无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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